文章泉源：行政法【裁判要旨】1.主动公然与依申请公然政府信息的关系主动公然和依申请公然是政府信息公然的两种主要方式。前者主要适用于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需要社会民众广泛知晓或者到场，以及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服务法式等情况的信息，不待小我私家申请，行政机关就应当主动向民众公然；后者则是指，对于特定小我私家有需要的信息，行政机关凭据其申请依法向其提供。主动公然和依申请公然并没有特别截然的划分，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然事情的意见>实施细则》（国办发[2016]80号）就划定，对于“依申请公然较为集中的信息”，“可转为主动公然的应当主动公然”；同理，对于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然而未实时公然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通过依申请公然法式获取相关信息。2.《政府信息公然条例》所规范的义务主体《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十一条所规范的义务主体，不仅包罗“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也包罗“及其部门”。又从法条之上下文关系来看，该条是作为第十条划定的增补，而第十条又曾划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各自职责规模内确定主动公然的政府信息的详细内容”。

可以这样明白，公然义务主体究竟是“政府”还是“部门”，需要以执法、法例确定的各自职责规模为依据。3.衡宇征收赔偿信息的公然义务主体《国有土地上衡宇征收与赔偿条例》第四条确立的是一种政府“卖力”、衡宇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的职责分工模式。详细到衡宇征收赔偿信息的公然，该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就划定：“衡宇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设衡宇征收赔偿档案，并将分户赔偿情况在衡宇征收规模内向被征收人宣布”。依据该款划定，建设征收赔偿档案、将分户赔偿情况在衡宇征收规模内宣布，显然属于衡宇征收部门的法定职责。

4.政府信息公然的前提是政府信息确实存在所谓政府信息，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以一定形式记载、生存的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正是《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二十一条划定的法定不予公然的情形之一。进一步讲，有没有公然职责是一回事，有没有确实拥有信息是另一回事。纵然行政机关确实负有主动公然某类政府信息的职责，但如果其确实尚未制作或者生存相关信息，人民法院也无法讯断其推行公然相关政府信息的义务。

【裁判文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行申230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惠珍，女，195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署理人马斌，天津全唐状师事务所状师。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202号。

法定代表人梁永岑，该区人民政府区长。再审申请人张惠珍因诉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红桥区政府）政府信息公然一案，不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行终字第0042号行政讯断，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广宇、署理审判员胡文利、署理审判员李纬华到场的合议庭，对本案举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以下主要事实：张惠珍的衡宇位于红桥区快速路系统京津公路南段工程项目拆迁规模内。张惠珍于2014年12月23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红桥区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然申请，要求公然“红桥区快速路系统京津公路南段工程项目征收或者征用土地、衡宇拆迁及其赔偿、津贴用度的发放、使用情况”。红桥区政府于2014年12月24日收到该申请，于2015年1月8日作出编号为2014-26的《不属于本单元公然见告书》（以下简称26号见告书），见告张惠珍其提出的申请不属于该府公然规模，建议向天津市红桥区房产总公司咨询。

红桥区政府于2015年1月9日将26号见告书邮寄送达张惠珍。张惠珍于2015年1月30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就26号见告书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月31日签收，并于2015年2月6日作出《见告书》，见告其行政复议申请不切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张惠珍于2015年3月2日签收了上述《见告书》。

张惠珍认为拆迁赔偿、津贴用度的发放、使用情况属于红桥区政府应重点公然的内容，红桥区政府作出26号见告书违法，于2015年3月24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打消26号见告书，判令红桥区政府向其公然案涉信息。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凭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然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四条、第十七条的划定，红桥区政府具有公然其制作或生存的政府信息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

凭据《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十七条“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卖力公然；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生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卖力公然。执法、法例对政府信息公然的权限尚有划定的，从其划定”的划定，在执法、法例无特别划定的情况下，红桥区政府公然的政府信息限于其制作或者生存的信息。

张惠珍要求公然“红桥区快速路系统京津公路南段工程项目征收或者征用土地、衡宇拆迁及其赔偿、津贴用度的发放、使用情况”，凭据《都会衡宇拆迁治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卖力治理衡宇拆迁事情的部门（以下简称衡宇拆迁治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都会衡宇拆迁事情实施监视治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划定，相互配合，保证衡宇拆迁治理事情的顺利举行”的划定，张惠珍申请公然的政府信息所指向的项目并非由红桥区政府实施监视治理，故张惠珍申请公然的政府信息不由红桥区政府制作或者生存。红桥区政府依据《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划定作出26号见告书正确。红桥区政府在2014年12月24日收到张惠珍的政府信息公然申请后，于2015年1月8日作出26号见告书并送达张惠珍，切合《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划定，法式正当。

红桥区政府作出26号见告书证据充实，适用法例正确，切合法定法式。据此作出（2015）一中行初字第0022号行政讯断，驳回张惠珍的诉讼请求。张惠珍不平，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据《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的划定，红桥区政府具有受理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然申请并作出政府信息公然回复的行政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

张惠珍对红桥区政府推行信息公然见告的法式不持异议。本案争议焦点是张惠珍要求公然政府信息的申请是否应予支持。依据《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然的政府信息还应当包罗下列内容：（三）征收或者征用土地、衡宇拆迁及其赔偿、津贴用度的发放、使用情况”的划定，案涉信息应当属于红桥区政府主动公然、重点公然的政府信息，红桥区政府应当依法努力收集，并主动公然，以提高政府事情的透明度。红桥区政府适用《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划定，得出案涉信息不属于其公然规模的结论，是对执法条文的误解。

但红桥区政府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已经说明因该拆迁片拆迁赔偿安置事情尚未完成，存在不能形成完整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客观情况，故张惠珍要求公然政府信息的申请难以支持。一审法院讯断驳回张惠珍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据此作出（2015）津高行终字第0042号行政讯断，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讯断。张惠珍在向本院提出的再审申请中称：1.执法划定再审被申请人应重点公然，根据执法逻辑，再审被申请人应依法推行法定公然职责。2.红桥区快速路系统京津公路南段工程早已通车，该项目已经完成拆迁，二审讯断在再审被申请人未提交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该项目拆迁尚未完成，无法公然再审申请人所申请的政府信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二审讯断一方面认定案涉信息属于再审被申请人应当主动公然、重点公然的政府信息，一方面却因该信息未客观制作，而认定信息不存在，显着是在纵容再审被申请人的行政不作为。

故请求本院打消一、二审讯断，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认为：本案涉及政府信息公然制度中若干重要问题。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其中有的问题作了论述，再审申请人则提出了诸多质疑。对这些问题举行深入分析，无疑有助于案件的最终处置惩罚。

一、主动公然与依申请公然政府信息的关系。主动公然和依申请公然是政府信息公然的两种主要方式。

前者主要适用于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需要社会民众广泛知晓或者到场，以及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服务法式等情况的信息，不待小我私家申请，行政机关就应当主动向民众公然；后者则是指，对于特定小我私家有需要的信息，行政机关凭据其申请依法向其提供。主动公然和依申请公然并没有特别截然的划分，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然事情的意见>实施细则》（国办发[2016]80号）就划定，对于“依申请公然较为集中的信息”，“可转为主动公然的应当主动公然”；同理，对于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然而未实时公然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通过依申请公然法式获取相关信息。

本案再审申请人张惠珍在行政机关未依照《政府信息公然条例》划定主动公然相关政府信息的情况下提出政府信息公然申请，具备法定的申请权。二、衡宇征收赔偿信息的公然义务主体。再审申请人向再审被申请人红桥区政府申请公然“红桥区快速路系统京津公路南段工程项目征收或者征用土地、衡宇拆迁及其赔偿、津贴用度的发放、使用情况”，是因为她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的划定，“征收或者征用土地、衡宇拆迁及其赔偿、津贴用度的发放、使用情况”属于“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然的政府信息”，在其未主动公然政府信息的情况下，自然可以向其提出公然的申请。

而再审被申请人所作的26号见告书却称：“经审查，您所提出的申请不属于本单元公然，建议您向天津市红桥区房产总公司咨询”。这就引发了信息公然义务主体究竟是谁的争议。

通过研读《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十一条，我们会发现，该条所规范的义务主体，不仅包罗“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也包罗“及其部门”。又从法条之上下文关系来看，该条是作为第十条划定的增补，而第十条又曾划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各自职责规模内确定主动公然的政府信息的详细内容”。可以这样明白，公然义务主体究竟是“政府”还是“部门”，需要以执法、法例确定的各自职责规模为依据。

例如，《国有土地上衡宇征收与赔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虽然划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卖力本行政区域的衡宇征收与赔偿事情”，但该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还同时划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衡宇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衡宇征收与赔偿事情。”“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划定和本级人民政府划定的职责分工，相互配合，保障衡宇征收与赔偿事情的顺利举行。

”由此可知，该条确立的是一种政府“卖力”、衡宇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的职责分工模式。详细到衡宇征收赔偿信息的公然，该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就划定：“衡宇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设衡宇征收赔偿档案，并将分户赔偿情况在衡宇征收规模内向被征收人宣布”。依据该款划定，建设征收赔偿档案、将分户赔偿情况在衡宇征收规模内宣布，显然属于衡宇征收部门的法定职责。因此，将衡宇征收部门确定为衡宇征收赔偿信息的公然义务主体，不仅切合该款划定，也切合《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十条关于“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在各自职责规模内”确定主动公然规模的划定精神。

详细到本案，只管案涉工程项目发生在《都会衡宇拆迁治理条例》施行时期，但根据其时有效的《都会衡宇拆迁治理条例》第五条的划定，对本行政区域内都会衡宇拆迁事情实施监视治理也属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卖力治理衡宇拆迁事情的部门的职责规模。因此，再审被申请人作出“不属于本单元公然”的见告切合执法法例划定。但作为一级政府，其在应当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然机关的情况下，只是简朴地见告申请人“向天津市红桥区房产总公司咨询”，没有尽到《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划定的义务。三、政府信息公然的前提是政府信息确实存在。

再审申请人提出，执法划定再审被申请人应重点公然，根据执法逻辑，再审被申请人应依法推行法定公然职责；二审讯断一方面认定案涉信息属于再审被申请人应当主动公然、重点公然的政府信息，一方面却因该信息未客观制作，而认定信息不存在，显着是在纵容再审被申请人的行政不作为。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二条的划定，所谓政府信息，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以一定形式记载、生存的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正是《政府信息公然条例》第二十一条划定的法定不予公然的情形之一。

进一步讲，有没有公然职责是一回事，有没有确实拥有信息是另一回事。纵然行政机关确实负有主动公然某类政府信息的职责，但如果其确实尚未制作或者生存相关信息，人民法院也无法讯断其推行公然相关政府信息的义务。详细到本案，二审法院凭据“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已经说明因该拆迁片拆迁赔偿安置事情尚未完成，存在不能形成完整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客观情况”，认定“上诉人要求公然政府信息的申请本院难以支持”，并不违背政府信息公然案件的审理规则。

虽然再审被申请人的回复存在没有正确见告政府信息公然义务机关的问题，但仅以这种理由提起再审似乎并无须要，因为纵然讯断再审被申请人重新作出一个回复，也无助于再审申请人获得甚至更快地获得其所需要的政府信息。再审被申请人真正应当做到的，也不仅仅是如何完善一个政府信息公然回复，而是督促政府有关部门尽早建设和完善《国有土地上衡宇征收与赔偿条例》要求建设的衡宇征收赔偿档案制度，并依法全面实时地宣布公然。综上，张惠珍的再审申请不切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划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划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张惠珍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李广宇署理审判员　　胡文利署理审判员　　李纬华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孔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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